李红才在家乡贾峪口村投资建养猪场，花了近500 万元和8 年时间。这位曾经的“煤老板”在四十不惑的年纪终于完成了事业上的艰难转身。这个养猪场，为他的小舅子于荣顺和6 名曾经的“矿工”带来了养家的“新营生”。贾峪口村隶属房山区佛子庄乡。2006 年，房山区开启煤矿关停进程，吃“挖煤饭”的本地农民就此走上二次择业之路。
事实上，京郊转型面临的“ 新常态”不仅仅是传统产业退出。随着首都城市功能定位进一步明确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不断加快，非首都核心功能和产业的疏解方向将由京郊扩展至更大的空间范围，这意味着各区县已经构建或正在构建的产业结构将发生深度调整。未来的主导产业是什么？主导产业形成之前，如何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？
面对这样的新课题，房山区人均收入最低的佛子庄乡，围绕智力输入、资源盘活、绿色发展的新路径，悄然展开了一场产业腾笼换鸟的转型实验。
李红才的养猪场，建在村口的坡地上，养殖生猪600 头，猪舍内却没有异味。
奥秘来自猪的“床垫”。饲养员在猪舍内深挖出一米高的凹槽，一层一层铺上麦秆、荞麦壳等植物垫料，并均匀撒上土著菌种。垫料发酵后，随着室温升高就能够吸附粪便的臭味。这样，猪在冬天就有了“温床”御寒。夏天高温时，猪舍也不再臭气熏天。
这个现代化的养猪场，经过4 次改建才最终落成。养猪之初，李红才觉得“自己出身农民，养猪必然得心应手”。然而，在8 年时间里，他发现自己“一直在投入，却一直在探索。”每逢降雨，猪场化粪池溢出的污水毁坏了周边的庄稼地。而冬季到来时，山区气温过低且粪便不易清理，猪的发病率大大提高。
新澳门免费公开资料大全的郭秀山教授是李红才的“贵人”，一生致力于农业推广的郭教授到此做“三农”服务时，发现了李红才经营的“病根”：山地养猪和平原养猪对环境的要求完全不同。他随即为李红才量身定做了这个现代化养猪场：通风节水、科学除臭、精细喂养……仅用了一年时间，猪场就步入正轨。
郭秀山带来的远不止环保养殖技术，他用自己申请的农业推广项目和课题资金，为猪场购置了良种松辽黑猪，进行养殖试验。同时，针对都市人对高端肉类产品的需求，他计划采用类似山地“放羊”的牧养模式来养猪，提高肉类产品的附加值。
“如果早认识郭教授，建猪场能省好多钱。”逐渐尝到农技下乡甜头的李红才对自己“第二次创业”有了底气。
而郭秀山的愿景并不局限于“孵化”一两家农民养殖户，他希望通过贾峪口村的试验，将山区生态养猪模式推广到京郊每个农村。
“把杂枝剪掉，让主枝长得更加舒展，易于挂果。”贾峪口海拔最高处，成片新栽的白海棠树生机勃勃。农职院教授高照全爬上一棵海棠树，一手扶住树干，一手用特制的日式长柄刀具，迅速锯掉多余树杈。
每隔两到三周，高照全就要来村里一趟，给农民们讲授剪枝、节水、上肥、除虫害技术。种植白海棠，正是他与当地树农共同打造的新农业项目。73 岁的杨秀敏老人认真地听着讲
解，并不时与高教授交流着剪枝细节。老人是村里第一个掌握种果树技术的人，上世纪70 年代他就带着生产队种起了白海棠。杨秀敏说，这里曾是全市规模最大的白海棠种植地之一，过去10年里，年轻人都忙着上矿里“趴活”，村集体也开了几个小煤场，没人愿意沉下心来种树了，这片地也就一直荒废着，如今想把这个饭碗捡起来，可会技术的人都老了。
村支书刘天俊介绍说，白海棠园是村集体的唯一产业，可以安置不愿外出打工的适龄劳动力就业。现在懂技术的人来了，把最新的技术教给农民，在当下就能给农民一个养家的“饭碗”。
事实正是如此。12 位农民每天在这里“上班”，既种白海棠，也种优质果蔬品种。应季果蔬外销后获得的收益，作为农民工资。“每个月到手2000 元，在村里生活手头就宽裕多了。”
种植花卉果树能不能迅速成为村里的主导产业？刘天俊认为，种养业的效益来自于规模化经营，但根据山区的特点，种植业从培育到见果往往需要几年时间，收益太慢就很难吸引大量农民主动参与，也就制约了规模化经营进程。
刘天俊的看法，代表了不少农民的选择。从实际情况来看，农职院教师们带来的12个农业项目，不约而同地面临着“双向选择”：有的项目启动后，农民愿意干，推进得就很顺利，也吸引了外出打工人群回归；有的项目农民一时接受不了，调动不起积极性，干着干着也
“每个项目规模化后都有可能延展出一个产业，但产业是否‘合身’，受制于农村当前的生产力水平和观念。”高照全解释说，我们的项目选择一方面基于“农民干过什么”；另一方面则是根据当地资源确定“还能干些什么”，这类项目理论上成立，但能否“落地”尚有待实践检验，不能强加于农民，只有让农民从技术推广中得到实惠，才能使项目逐渐壮大为产业。
尽管前途并不明朗，但高照全仍充满信心。“着眼于北京对高端农产品的旺盛需求，培育发展都市型农业这个大方向肯定不会错。”他说。
佛子庄乡地处俗称“北沟”的房山北部山区。横跨河沟的石桥，是进山的必经之路。在这里总能看见零零星星的农民设摊，销售特产磨盘柿子。来此野游的“驴友”不时会停下来买上一两斤尝尝鲜。
然而，由于游客不多，一天的销售量不超过20 斤，柿子一斤4 角钱卖不上价，农民们笑称“柿价还不够抵摘柿子的工钱”。这就是漫山遍野柿子挂果却无人采摘的原因。
农职院教师柳青曾提出一个方案，对柿子进行深加工，做成柿饼、柿子酒等食品，提高附加值。然而，由于这些食品不能在短期内形成品牌，想进入大超市难度不小。而把城里人请进来实地展销，又缺乏吸引力。
产品销路不畅的问题，在佛子庄乡各类种养产业中普遍存在。
“必须在提高人气上下功夫，让山外的资本和山里的资源对接起来。”乡党委书记杨生军对未来的主导产业已经有了构想。他计划以盘活农村的闲置房源为切入点，发展生态休闲度假产业，从而带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改善，最终吃上“生态饭”。种养业则将直接受益于休闲度假产业发展带来的人气增加，逐渐成为辅助主导产业的“特色采摘”。
这一发展理念实践于该乡在英水沟域打造的“第三空间”民宿度假区。“第三空间”意为与居住、工作空间相区别的都市人休闲空间。它的建设模式是：先把村落建设用地和群众闲置房流转到村集体，再对土地和闲置房进行资产量化，村集体用量化资本金与开发公司进行合作建设。农民通过土地租赁、经营分红和就地“上班”,有望增加本土性和工资性收入，激活家庭的财产性和经营性收入。
针对佛子庄发展主导产业的构想，农职院的教师们也有意识地将自己的项目与之结合。在最近一次下乡中，高照全就特地带上两位学园林设计的同事同行，他希望通过科学规划，打造景观式果园，让白海棠园既有效益，又美化环境。
发展休闲度假产业，佛子庄乡的“卖点”在哪？在它的周边，同样面临转型发展的邻乡也不约而同地打起了“旅游牌”：海拔最高的蒲洼乡提出了京西“小西藏”的主题；经典红歌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的诞生地霞云岭乡则在打造红色主题旅游基地；曾为北京煤产量第一乡的史家营依托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圣莲山、百花山两大旅游景区，推出了“京西小五岳”的旅游品牌……
杨生军认为与城区的距离近让佛子庄乡更具交通优势，他估算了一下，从该乡到天安门的驾车时间平均在一小时左右，完全可控。
不过，他也不回避竞争，“以前乡里吃‘资源’饭，没有绞尽脑汁对产业精雕细琢。相比于许多原来‘资源’匮乏但先走一步的乡镇，我们反而需要重新起步，赶上需要时间。”杨生军说。
已经初具规模的密云“山里寒舍”项目，经过2 年时间，打造了一个山区的旅游品牌。自项目启动时，农民就可以从中受益并获得就业机会。但由于前期民宿改造投入巨大，经营者预估收回成本的时间为10 年左右。
主导产业真正形成看上去有点“远”，近期能干点什么？不少农民提出了“远水是否能解近渴”的问题。
长期从事“三农”问题研究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认为，在北京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之下，京郊发展生态旅游业是大有可为的。当前，这类产业普遍存在着同质性强，档次不高的问题，更为各乡镇探索差异化发展模式带来了可能性。但是，尽管空间广阔，却不意味着旅游是京郊农村唯一的产业选择，未来吃“生态饭”应当是依靠一个综合性的产业链条，其中关键就是要发挥出乡村文化、特色农业、乡村景观等多种功能的价值。要实现这样的发展目标，科学定位和智力支持是充分必要条件。
朱启臻说：“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，就是要调动好农民和外界资本这两个积极性，既不能因为‘短平快’而忽略了对长远利益的追求，也不能因为对大项目的建设冲动而忽略农民的现实需要。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将新的发展观念传递给农民，提高劳动力素质，转变他们对乡村价值的传统认识，同时尽可能多培养掌握专门技能的人才，并探索一些未来产业的可能性。这样既能为解决当前吃饭问题寻找一些出路，也能为建设具有长远效益的特色产业奠定基础。”
2012年，北京农职院与佛子庄乡签订了书面协议，将该乡作为院乡共建的首个试验站点，学院里所有的涉农专业，逐一对接农民需求和技术资源，列出一份多达12 个项目的合作清单，覆盖了几乎每个行政村。在合作中，农职院教师们有的给农民当技术顾问，手把手辅导改进种养技术；有的建立试验基地，把农技成果直接展示给农民；有的到乡里挂职当
农职院副院长王福海介绍说，此次合作的项目既有“菜单式”，也有“处方式”，“菜单式”就是农民结合自己的已知需求，自己选服务；“处方式”则是在服务中依实际情况解决农民的未知需求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从合作清单上看，12 个项目多与传统种养业有关，也都导入了现代科技和管理元素，如豆芽菜工厂化项目，引入质量追溯体系生产“放心菜”，直供新发地销售企业；蜂产品加工项目，通过科学控制农药使用程度，使蜂蜜质量达到有机蜂蜜水平；山野菜培育项目，建设温室大棚，创造相应的温湿度和土壤条件，提高生产效率；彩色苗木繁育项目，引进10 个优良品种进行快速繁育试验，可用于美化环境；优质谷物种植项目，利用山区生态优势，培育了众多提高农户增收水平的良种……
王福海介绍说，对于教师下乡，学院在资金拨付、课时考核、职称评定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激励措施。教师们通过参加三农服务，让教学更接“地气儿”，提高了实践技能，拓展了学生的实习基地。这样的互利模式奠定了院乡合作的可持续性。
